来源：知音真实故事
父亲初中学历，爱看武侠小说，爱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，爱看战争影视剧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就经常给我讲古典小说里的故事，火烧赤壁是我最喜欢的。
当别人问到父亲时，我会把这些告诉他们，他们总是目瞪口呆的样子，然后若有所悟地说：看来叔叔是位高人。
父亲哪里是什么高人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农民而已！
父亲从事过很多职业，听奶奶说，父亲在十六七的时候，学人家做过生意，起初卖桃子，结果卖出去的还没有自己吃的多。
后来改卖鲤鱼，但流年不利，那年大水冲毁了水库，各种淡水鱼沿着小河游荡了出来，村里人捕了不少鱼，吃的都腻歪了，没人再买鲤鱼。
经商失败后，父亲蛰伏了一段时间，和爷爷老老实实地在家种了一年地，结婚以后，父亲就随着舅爷爷去大同做了矿工，开始工作待遇还不错，但之后煤矿生意不景气，父亲又回到了村里，带回了几千块钱。
父亲骨子里仿佛有不安定因素，在村里待了不足一年，又跑到了北京，和舅舅一起在工厂打工，结果还是没干长久，带着一台全新的TCL彩电和夏新牌DVD回了家。
父亲把我举起来放到脖子上，带着我到小卖部买了好多好吃的，当时我真像拥有了全世界。
父亲问我还要什么，我说，我要你不要走了，我要爸爸。
从那以后，他真的没有再离开村子，就连赶着驴车去镇里也带着我。
父亲踏实地做起了农民，用打工挣来的钱买了一头奶牛，起早贪黑的伺候着它，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，炕上都只有我一个人，趴在窗户上往外看，父亲和母亲蹲在牛肚下挤奶。
大奶牛眨着大眼睛看我，嘴里还嚼着草料，很享受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呵护。
2000年的时候，弟弟学富出生了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奶牛养殖业的黄金时期，圣元、福星和伊利三大集团前后在镇里建了加工厂，三家竞争激烈，把奶价从五毛抬到一块，又从一块抬到一块五，最后蒙牛建厂，把奶价定格在了一块八的顶峰价位。
我们家里的奶牛也从一头变成五头，之后是十头。父亲的工作量变大了，早起晚睡，辛苦得很，但纵使那样，父亲嘴里也没出现过一个苦字。他的脸上时刻洋溢着笑容，所以父亲即使顶风冒雪，也不曾显得沧桑，比同龄人看上去精神多了。
那年，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新衣服，过年的那天，我穿着新衣服又蹦又跳，不停的在父母面前转悠。父亲把我抱了起来，还是放到脖子上，说：以后会有很多新衣服穿。
的确，家里的奶牛很争气，都高产，一个月纯收入万八千根本不在话下。于是，家里有了各种农用机车，屋子上盖了红瓦，院墙也换上了红砖，村子里第一辆摩托车出现在了我们家。
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一辆金霸王125型摩托，马力足体积大，父亲骑起来和飞似的。我当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坐在父亲的摩托车上，抱着父亲结实的腰板，在蓝天白云下驰骋。
好日子过得比摩托还要快，2008年三鹿事件发生，奶牛养殖迎来了寒冬期，养殖户有奶无处卖，后来稍微宽松一些，奶价也跌到了五毛钱。
那段时间父亲的脸上没有笑容，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母亲也是唉声叹气，家里的气氛沉郁到了极点，压的我透不过气。
随着三鹿事件的不断发酵，镇里的奶制品加工厂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只有蒙牛坚持了下来。
蒙牛为了拯救市场，并不拒绝收购鲜奶，而是把大部分鲜奶倾倒在了草滩里，想想牛奶浸泡着青草，那会是个什么场景。那年青草长疯了，猪被淹死不少。
记得有一次奶奶家养的猪没了踪影，父亲骑着摩托在草原上找，最后在一处凹地找到了肥猪，除了肥猪，还有一坑的牛奶，肥猪正低着头“咚咚”地喝着奶。
父亲停好了摩托，坐在了草地上，看着白汪汪的牛奶，双眼晶莹一片。他点了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不知何时，脸颊已被眼泪打湿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哭，十五六的少年不理解成人的世界，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哭，猪明明已经找到了。
直到现在，自己辛辛苦苦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被杂志社退稿，我才了解了那种痛苦，我想父亲的痛苦是我的一万倍。
2010年，我在镇里初中上得没劲，知识没学到什么，光学会喝酒了。一个星期喝一次，没钱就赊上，下个星期拿上生活费再补上，补上再赊，如此往复，看不到尽头。
一哥们身背几百元巨债，被人家超市主人找到了家里要债，脸面实在难看。我怕长此以往下去会步了他的后尘，所以一哭二闹三上吊让父亲给我转学，不然我就不念了。
当时心里真忐忑，生怕父亲牛脾气上来了，说“爱上不上，不上滚蛋打工”。父亲没有凶我，他点上一支烟，慢慢地抽着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就那么静静地等待着他开口。
其实我心里有些后悔了，现在家里经济情况处在低谷，转学需要不小的一笔钱，我实在有点不懂事了，自己不努力学习反而埋怨学校，到最后还要把重担转嫁到家人身上。
父亲一支烟抽完，说：“你能自己要求转学我很高兴，我会想尽办法让你去市里读书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必须好好学，学不好也要好好做人，好好交朋友。”
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在二姑父的帮助下，我得到市里某中学学习的机会，不过之前要考一次试，考试的前一晚，父亲从老家打来了电话，告诉我不要紧张，说事情都打点好了，考试就是走个过场。
我参加了考试，英语太烂，考得很糟糕，只有三十八分。在通知成绩后，父亲来市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但他一句斥责都没有，只是用最简单直白的话安慰我：“白不咋（没什么大不了的），你五年级才开始学英语，底子本来就差，等周六日在外面报个补习班，慢慢追！”
那天下午，父亲和姑父一起出去了，等他们晚上回来的时候，身上一股子酒味，尤其是父亲，烂醉如泥，吐了一路。我大致猜到了什么，却不知道饭局上具体发生了什么。
后来我初中毕业，姑姑才告诉了我。父亲请了校领导和我的班主任吃饭，二两的酒杯父亲一口一杯，自己喝了一瓶白酒。喝得没意识之后，嘴里反反复复都在念叨一句话：“老师，要照顾一下我们孩子，他英语不好，老师，要照顾一下我们孩子，他英语不好……”
我顺利到了市里学习，吃住都在姑姑家，因为留级的缘故，除了英语之外，其他课程学习起来并不吃力。
那段时间，我背政治历史到了疯魔的境界，晚上睡觉满脑子都是朝代顺序表，一个月下来，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子，姑姑姑父看得着急，琢磨着给我做好吃的，但无济于事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给在老家的父母打电话。
一个星期后，母亲到了市里，说家里的奶牛和羊都卖了，父亲现在正处理家里的琐事，处理完了也就到市里了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市里安家了。
母亲做了半辈子农民，没什么技能，只能在饭店做洗碗工，父亲则是和姑父一起在工地上奔波。母亲做洗碗工不到一个月，正巧遇到饭店面点师傅请假。老板一时间找不到新的面点师，就让母亲试试。
在母亲做面点师的期间，客人对饭店的大饼赞不绝口，于是母亲从一个洗碗工变成了饭店的面点师，并且一直做到了现在。
父亲在张家口市里待了一年，在我初三那年，和舅老爷去了北京，还是待在工地，不过做的是木匠。父亲并不懂木匠活，之前做过和木头有关的事就是劈材砍树，我曾问过父亲，能干得了木匠活吗？
父亲说：“我哪能干得了，但是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学啊，今年学不会明年一定学得会，明年学不会就后年，总有一天学得会。”
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父亲去了北京后，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少了。他偶尔会给我打个电话，对话简单得有点不可思议。
“吃了吗？”
“吃了!”
“吃的什么？”
“面条。”
“怎么又是面条，吃点好的。”
“嗯，我就爱吃面条。”
“嘿嘿，好好学习啊。”
“知道了，你干活也注意安全啊。”
“嗯，没别的事了吧！”
“没有了。”
我每每都是挂了电话才想起要说什么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没有再拨回去。
父亲北漂第一年春节回来的时候，我恰好放了寒假，母亲的饭店工作没有春节假这么一说，弟弟也愿意待在奶奶家，所以家里大多数时间只有我和父亲。
我和父亲都是典型的坝上糙爷们，吃喝上没啥讲究，凑合就行，起码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但父亲明显不想凑合，五花八门的菜做了好几样，每种都很简单，家常菜而已，但都是我最爱吃的。
父亲在工地上，这做菜手艺还没落下。
我看着一大桌子菜流口水，父亲看着我眯着眼笑。
“咱爷俩喝点吧！”
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瓶青花瓷牛栏山，给我倒了一杯，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喃喃道：“这酒一百多呢，上次老板请我们吃饭，我悄悄拿的，一直没喝，你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吧，好好尝尝。”
我喝酒，父亲知道，也不反对。听父亲说完这句话，我心里甭提多愧疚了，一百多的酒在我看来并不贵，和朋友们聚到一起，再贵的我们头脑一热也敢花钱买，而且花钱的时候从没有考虑父亲在工地上要流多少汗。
父亲的酒喝完了，拿出烟抽了一支，似乎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我，但迟迟没有开口。在学校，我成绩并不优秀，但和老师同学们都处的融洽，父亲听得一脸笑容。
好好学习，好好交朋友，这是父亲曾经叮嘱我的话，前半句，我在努力实现，后半句，我做到了。
父亲的烟抽完了，再去拿的时候发现烟盒已经空了。他拿出五十钱，让我去给他买烟：“找最便宜的烟买，北京的烟太贵，买一条带过去抽。”
在我的印象中，自从家里日子好过起来，父亲就坚决不碰十块钱以下的烟，尤其是出去喝酒的时候，身上一定要装一包玉溪。
最便宜的烟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问父亲，他告诉我一种烟的名字，我跑了好几家超市，没有买到，最后在一条胡同里的小店买到了。听说我要买那种烟，店主也是惊讶，说：“现在抽这烟的人少了，去别的地方你还真找不到。”
买回了烟，父亲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，他蜷缩在那里，睡得香甜，我把烟放在桌子上，透过窗户看着夜空中的星星，很亮。
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，弟弟从工作的单位离开，然后就进入了失联状态。
我一开始怕父亲知道这件事干活分心，就没有和他说，但后来实在压不下去，只好如实交代。
爸爸捶胸顿足，说道：“是我对不起他，他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就欠他一条命……”
最后我们一家人回了张家口，总算把弟弟找到了。
找到弟弟后，跟弟弟矛盾已深的母亲先行回了北京，我和父亲留在张家口安抚弟弟。
我们带着弟弟住在市里的姑姑家，一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弟弟说了许多话，他一直低着头，不愿意说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愿和我们有一丁点交流。父亲看着他的样子，气得不知所措，一直在低声抽泣。
幸亏二姑夫嘴巧，加上我在旁扮演红脸，总算是让他开口。
他说他要学计算机，对于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孩子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但父亲还是一口应允下来，说不管多少钱都给花，只要不再瞎晃荡就好。
这时，姑姑把午饭做好了，父亲顾不上吃，就催促着我给弟弟找学校，直到有了结果，他才笑逐颜开地开始吃饭。
吃饭的时候，父亲一直摸着弟弟的手，似乎将他的一切叛逆都忘却了。很快，父亲喝高了，话多了，吹牛逼的老毛病也犯了，我已经习惯了他酒后胡言乱语，他说什么，我安静地听着，偶尔附和一下，弟弟吃饱了，不愿意听我们的聊天内容，进了卧室。
父亲见弟弟离开，情绪一下子失控，低声啜泣着对姑父说：“我觉得我对不起老二，孩子从二年级开始住校，家里人就没管过他。后来到了张家口，把他留在了老家……”
事实上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如果当初不是我执意到市里，弟弟也不会到了今天这种地步，我从心里觉得亏欠他。
“我欠了老二！”我没说出这句话，父亲说了出来，他最终还是把心里最脆弱的一面表露了出来，此刻，我莫名觉得父亲真的老了，白头发多了，脸上的皱纹也堆在了一起。
“哥，你不欠他，你供他吃供他住，哪里欠他了，可千万不能在他面前说这话。”姑父严肃地说。
父亲长叹一口气，抱着头陷入了沉默。
饭吃过，父亲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自从弟弟失踪，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现在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。
我以为父亲会睡到天黑，但到了三点钟，他就起来了，喝了一大杯浓茶，就说天亮要带我和弟弟买衣服。
张家口的武城街我去过无数次，但和父亲、弟弟来，这是第一次。父亲一干瘦的大手拍着裤兜，示意兜里有钱。
他让我们哥俩买新衣服，但却不曾想过自己身上穿着的还是秋装，脸上汗水流淌，也没给自己买身夏装。
逛了几家商场，弟弟买到了上衣，这时父亲的体力已经有些不支了，他直接盘腿坐在商场的椅子上，用手捏着脚，一脸疲倦。
我守在他旁边，希望路人不要侧目看他，他是我父亲，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，一个农民工，一个勤勤恳恳的城市建设者。
所有高楼大厦都是这些找个地方就能睡觉、馒头就着咸菜就能吃饱的民工建起来的。我们给予他们的不多，不能苛求他们。
买鞋的过程中，父亲口渴，去冷饮摊买水，我不渴，没要，他给弟弟买了一瓶。我看到爸爸手里拿着的百岁山，有点惊讶。
“这个水三块钱！”我随便说了句。
父亲立刻把水送了回去，嘴里还说：“和我要了六块，我以为老二的饮料五块呢，就拿上了，没想到这么贵，可不能喝。”
父亲匆匆离开冷饮摊，嘴角已经有了白沫，在不停的舔着嘴唇。我不想再多说什么，和老板拿了瓶饮料付钱后塞到了父亲手里。
我们不是特困家庭，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连一瓶水都不敢喝。
那天，我抱着拣便宜的买的心态买了裤子和衣服，轮到鞋子时，父亲执意要给我买一双好一些的，我看到一双假耐克，就和父亲说：“这个是牌子货，能穿的住，就买这个吧。”
父亲乐呵呵地付账，这回总算满意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了张家口，前往北京给弟弟到计算机学校报到。
对于计算机，父亲一无所知，所以一直是我和校方领导在交涉，父亲一直坐在我旁边，看着我眉头有了笑意，也许他在想这几年没白让我读书。
谈到了某些父亲比较关心的地方，他会用不流利的普通话和老师咨询，问清楚后立即安静下来，像个孩子。
给弟弟办好一切手续后，父亲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工地。他又开始了他的生活，风吹日晒，喝酒吹牛，但我知道，他会多一项工作：时常给弟弟打个电话。
把父亲送上地铁后，我朝他挥挥手说着再见，并不由自主地像父亲一样，挺直了腰杆。